编者按
两岸三地的导演聚在一起开研讨会，有很多共有的话题，但核心关注点其实是不一样的。
台湾导演苦于台湾市场的容量有限和趣味转移，普遍想到内地的广阔市场驰骋一番，但总觉得有各种玻璃墙阻隔在前。香港的老一代导演，多数都已经在内地市场找到自己位置，这几年的高票房电影多出自他们之手，而年轻导演的日子要困难得多，找投资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。内地老导演渐渐有边缘化之势，中生代则普遍不再纠结，专注于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耕耘，而年轻导演似乎就没有困惑过，商业、艺术两线各安其位，各自奋斗。而艺术电影的生存和艺术院线的建立，是三地共同遭遇的难点，不过按照张婉婷导演的说法：降低成本，你就能获得自由。
这是一群爱电影的人，不管是激愤之辞，还是哀痛之语，都是当下电影生态于导演群体内心的折射。希望从业者看了有启发，管理者看了能惕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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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地导演，老一代依然愤怒，中生代回归平静
田壮壮：官员、商人堕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知识分子堕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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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觉得电影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作，正是由于电影门槛低了，所以教育显得更重要了。我知道中国导演协会推出了一个“青葱计划”，去年陈凯歌导演去应聘上海电影学院的教学，让我去帮忙。其实在教学上大陆电影一直延续了苏联的教师方法，是培养大师的，培养贵族的，我不能评判这种方式的好坏，但我们毕业的本科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找不到工作，我也跟陈凯歌导演说，我不想教书也不懂教书，我也怕误人子弟，只想帮你把电影教育最先进的教学方式带到学院来，看能不能发展起来。在此我想鼓起勇气说一句，一个民族，文化官员、商人的堕落都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的堕落。希望在座的导演同行一起关注民族文化所在地的传承，关注我们的下一代，关心电影教育。
尹力：电影表达中，社会问题缺席是遗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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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丝绸之路电影节的闭幕式令外国友人惊叹，都拿电影说事，但说的都不是电影的事。盗版、市场、融资、审查的问题都是导演们关心的。庞大的投资就真的好吗？为何电影快速发展，却日渐被大众诟病？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说过，艺术就是真善美，即科学的真——说真话表真情道艺术真理、人性的善、艺术的美，人们谈内容、艺术、创作的少，表达现实题材的内容少了。中国电影的表达缺席了社会现象问题，是一大遗憾。
张建亚：不要轻易说出“烂片”二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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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一年拍50部电影，也就是50位导演在展示自己的人品，如今一年600-700部电影，加上网大，上千个导演在展示人品。人品影响社会，作品有高有低，导演趣味不尽相同，但是行业里，对于青年导演，还是不要轻易说出“烂片”这两个字。同行之间要相互尊重。什么叫烂片？好多艺术片都是拍烂了的商业片！
何平：用“盗版”的方式推广我的电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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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前年拍的一部电影《回到被爱的那一天》只卖了200万的票房。我在影片上映一年后，把之前一个人发我的含有这部电影资源的网盘放在了网上。我要让我的电影给更多人看到，我拍电影就是希望把我所想所看，我的思考放在我的作品里，这是我做电影导演最重要的欲望。不少人说要打击盗版，其实这件事情归根结底是恶心了中国电影的现状。我就是要从盗版的盘上转发让更多人看到，因为我个人没有力量去推广这部电影，我也没有很高的片酬。所以说中国电影管理政策更多的倾向是什么，艺术电影比商业电影被吐槽的多得多，我认为客观上是有倾向性的，这是现实。
王小帅：电影生态中，不能全是经济作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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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中国电影发展不是电影院本身的发展，而是房地产的发展，成本越来越高，拍片相当无序，其实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。市场经济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和法律界定，比如签合同，像法国这种艺术电影必须要放多少场，必须要持续多长时间，让更多不同的人能够观赏到不同类型的电影。我们这里像丛林法则，越有钱的越有钱，越有资源的越有资源，因此而忽略了创作本身。导演就是一群个性化的人在一起组成中国电影有效的生态，而不是单一的经济作物。大家坐在这里，每一个导演是如此的不同，甚至是有如此对立的美学观点，但这恰恰非常的有趣。我内心告诉自己我就是一个导演，应该自始至终关注创作，关注自己内心所要表达的，所以即使这些电影目前很难得到帮助，但是它不会死亡。我们常说的艺术院线的问题，一个国家要想把文化生态搞好了，工业建好之后一定会注意文化的建设。
陆川：从放弃自我到回归平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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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去拍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的时候，是有点自我放弃了，因为当时拍完《王的盛宴》我很失落。每次拍电影，扎进去然后三、四年出来，就感觉“山中方一日、世上已千年”了，四部戏一下十年过去了，整个时代就翻篇了。我没变，但是市场变了，观众变了，当时就有点找不到方向了。后来就是迪士尼找我，我就接拍了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，也有人告诉我说，你得拍点商业电影，所以就拍了《九层妖塔》，这两部电影是同时进行的，这三年是这么过来的。
作为导演其实就是两点，一是生存，二是突围。电影它确实是分类型的。比如说《路边野餐》是一部电影，但对大众来说，他们认为《心花路放》才是电影，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，我们受到的电影教育和普罗大众的口味间有个巨大的鸿沟。需要有更多精准的类型，把这个阶梯续上，让许多观众有朝一日能都看到我们想呈现给观众的内容。
观众需要一个故事能够吸引他们看下去，一种人物状态瞬间记录于永恒。所以这三年从特别纯粹的，一往无前的，特别傲娇的去拍一些电影，然后被一棍子打到坑里去，继而有反思，然后去拍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。也没赚到什么钱，但是让我体会到了一种拍摄的平静感，真正回归生活，感受到的是种另类的快乐，是纯粹的技术给予你的一种想象。时代变了，但是我们要生存下去，坚持拍电影，寻求个体的突围。其实没有一种突围有高贵和低贱之说，拍自己相信的电影，凑在一起就是中国电影一个大的未来。
张杨：艺术片市场不可偏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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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在跟投资人交流的时候，也在聊到底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希望艺术片的市场能够慢慢建立。去年有一个叫艺术电影联盟已经在慢慢成立了。虽然一年400多亿票房很多，但对于艺术片市场而言基本不成立。我觉得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市场，能否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艺术片市场？对于这类电影来说，它的要求也不高，3000万的票房就能收回成本，能在良性的概念下循环的时候，对我们整个电影产业来说是挺好的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电影的两方面，一方面是高票房，大制作，另一方面是很多低成本的电影，不要考虑市场，而是身为一个导演把你最好的实力，最想表达的发挥出来。
李杨：做电影起码的底线是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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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一定要坚持对“真善美”的歌颂，对“假丑恶”的批判。如果电影中都没有了这种批判，一味地阿谀奉承，那这个作品一定不会流传，不管你技巧多好。经过时代的洗礼，我们所留下的经典电影都是关怀人的命运，对真实东西的赞扬。但是当今有些电影真的没法看，它想表达的那个跟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事儿相去甚远，上天下海什么的都可以编，但是人的情感，最起码的逻辑，这个不能违反。可以说任何的故事编造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讲的是人的故事，就是机器人它也是人的思维，如果这个都不坚守的话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我们做电影这行的最起码的底线，就是真。
管虎：“导演不需要童子功”是屁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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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做导演很被动，被合同、制作周期、制作人、演员等多方压力牵制。我们是内容的生产者，但是现在导演有点被动不受尊重。听过新入行的导演说电影感不重要，阿里音乐某领导说过“只有导演是不需要童子功的”，一片轻视和对电影本体和电影导演行业的不尊重，这简直都是屁话，满满的江湖习气。我们对这个行业的尊重和修为，是该通过创作以及作品给大家展示出来的。
程耳：不能“搞不过他就加入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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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常常说电影很差，其实电影是无法脱离整个社会氛围和文化去发展的。我们整体的文化是有一些不堪或者让人失望的地方。作为电影创造者我们失去了文学的土壤。80年代末90 年代初迸发出的创作上的高峰，跟80年代的文学成就是分不开的。我愿意在这样一个不堪的文化大环境之下，尽我微观的努力，而不是说我要加入这个文化。胡适带着嘲讽语气说过，“搞不过他就加入他”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。每个人都可以去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审美把事情做好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水到渠成。
台湾导演痛苦于进入大陆市场千难万险
朱延平：25年前拆掉的墙又在垒起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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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年前我们一道把政治的墙拆掉，25年后感觉砖头又在盖起来。
那么如何让两岸三地真正融合在一起，很多台湾导演认为大陆的电影市场和他们无关，导致台湾电影和大陆电影渐行渐远。导演的结构近两年产生非常大的变化，很多从来没拍过电影的人，只要你是名人有资源，就可以做到六七个亿，真正拍电影的人就有点惶恐了，不知道要怎么拍了，只要你是名人找一个枪手导演做执行就可以了。
但刘伟强导演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，作品要经的过时间的考验，一时风光能维持多久，长久才是我们这些有基本功、受过正统训练的导演能够坚持下去的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我也很希望台湾导演能够融入这个大家族，两岸三地25年前研讨会的创始人之一李行导演最大的愿望，就是从电影从文化上将两岸三地融合在一起，希望台湾导演加油。
王童：好苗子出现了，没机会进入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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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开心的是看到新一代的苗子出现了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他们没有机会把电影放到市场上去，并且市场越来越大，动辄多少亿多少亿，这是我们追求的吗？钱是很重要的，电影是理论、技术结合的产物，要跟市场合作的，但是钱不是唯一的。前年台北用60万拍了一部电影《冰毒》，非常好看，因为它把电影里面的魅力完全用镜头的影像解决了，60万可以拍这么好的一个电影，还进了奥斯卡的外围片，所以不一定是花大钱才能拍好电影。学生电影尤其好看，因为它纯真。
林清介：台湾导演进内地咋就这么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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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直认为台湾电影的前途在大陆，因为台湾市场太小。
我在准备第15部戏的时候就想办法在大陆找一个合拍公司。找了这家公司之后等了三个月都没有消息，我就赶紧把那个案子撤掉，重新找公司。结果从2015年8月23号一直申请到2016年6月，快一年时间。中间到7个月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忍不住了，为什么一个合拍要这么久？有个导演告诉我，你可以先拍啊，合拍资格继续办，不会有影响的。后来国台办不通过，台湾上映的市场已经不好了，之前投资的一千多万血本无归。
我在投资人面前被羞辱得一塌糊涂。原本导演地位很高的，年轻的时候他们看我的电影长大的，现在都是公司的老板，他们投资我的电影是看在我以前拍电影的份上，现在不卖钱，大陆又没有希望，把我损得厉害，所以这部戏大概是我的最后一部电影。
台湾电影就是中国电影，台湾电影垮了对中国电影来讲就是一个遗憾。我现在可以悲壮地说，台湾电影没有戏院可以上，大陆这边又上不了，合拍片不能通过，引进片又规定中影和华夏公司引进，他们两个公司看你没有大咖，也不是“接地气”的，就没有兴趣。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是不差的，它是一个正向的很温馨的师生感情、同学感情的故事，看之后会掉泪的，竟然找不到戏院上。像我这样的资深导演都找不到戏院可以上，那我是觉得台湾电影真的已经灭亡了。
香港新导演后继有人，市场出口堪忧
吴思远：好时代与坏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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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这个时代，是很好的时代，400多亿的票房；又是最坏的时代，你想有一点创意，大家都不会理解，都是追求明星、大制作。现在发行上有很大的缺陷，随着票房越来越高、市场越来越大就显现出来。一部电影一上映，全中国现在有41000多块银幕，电影数量很多，但是就算我们喜欢电影的人，或者一般观众，一周能看几部电影？所以造成了很多即使中小成本的电影拍得很多，但却成了炮灰。大卡司大制作导致投资大的电影和投资小的电影拉开差距，导致大家都开始追求“大片”。因为我们的发行制度，没有了中小片电影的生存空间。
文隽：香港新导演的井喷之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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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是香港电影井喷的一年，共生产68部香港电影，其中26部是新导演的作品。这是从未有过的，以往都是5、6部的生产量，今年最多。翁子光导演的《踏血寻梅》获得了相当好的口碑。青年导演黄进执导的作品《一念无明》，是香港电影发展基金会赞助的首部剧情片，以200万港币拍摄的，并且请到曾志伟、余文乐一起完成这部电影。《使徒行者》也是香港新导演的作品之一，是部非常好的商业片。香港新演员却情况相反，《摆渡人》老腊肉抵不过小鲜肉，连金城武、梁朝伟都要去卖萌了，演员断层严重，需培养新演员。
张婉婷：不要钱才会有真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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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卖座的、观众看了不明白的不等于艺术电影。要经过历史的考验，比如说二三十年后还有人觉得你的电影很好看。艺术院线，日本那边它有基本的观众，一些观众买联票成为会员，都会去捧场，之后就越做越火，捧起了很多另类的电影。大陆的《那人、那山、那狗》就在那边放映了很长时间，虽然只有一个影院，但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赶过来看。我也赞成张扬导演说的把成本降低，只有把成本降低你才能去拍一些你真正想拍的题材，没有人在旁指指点点。钱很多时候都不能带给你自由，如果你不要钱，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。
翁子光：我想用电影说，而不是用嘴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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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级制还是限制大陆电影发展的一个方面。我去年有一些电影在准备，但是最后都没有通过审查。我不是来抱怨的，我是来示好的。两岸三地的电影，表达人文关怀、社会关怀，方法是挺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整个文化土壤不一样。我们是搞电影的，不是纯粹搞文学的，能跟你一下子说清楚我要去表达什么。很多时候，剧本阶段，因为意识形态已经被挡住了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不是在你面前解释，是用我的电影来跟你去说，我们不是黑衣人，也不是所谓的腹黑，是真的想要表达对社会的关怀。如果你把电影当成纯粹的娱乐消费，电影就会失去它的文化意义。当下的中国电影能呈现出的社会现象有多少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渠道可以让我们去说。
根据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议记录整理
【整合/五指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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